高考是中國教育制度上的最后環節，卻對整個教育體制影響深遠。它不僅是大學教育的入場券，而且還是中小學教育的指揮棒。甚至可以說，高考和招生環節的質量直接決定著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決定著中國以后的國際競爭力。然而，高考的指揮棒作用并沒有發揮好，甚至還不如以前，因為它對時下教育模式的畸形發展進行了推波助瀾。很多家長都在問：為什么中國的中小學生這么苦？為什么二三十年之后，中國大學數量和升學率都顯著上升，而高考壓力卻跟著上漲？事實證明，中國招生考試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有兩個說法必須厘清。一是考試和錄取是兩個分開的環節。很多人在談及高考的時候，容易將考試和招生合二為一。事實上，考試和招生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過程；考試是手段，錄取才是目的。中國高招制度的首要癥結在招生，把招生體制理順了，考試體制也自然會了。二是各省招生指標分配主要是由各個大學確定，教育部只是確定大學的招生總量。有人以為，招生體制雷打不動，每所學校招生人數在全國各省市的劃分主要是由學校自行確定的，因而如果想改，大學是完全有能力改的。

    高考人數今年繼續呈現下降趨勢，同時高考錄取比例將接近80%。可是中國學生的高考壓力和30年前比沒有下降，反而急劇上升，由此可見，人們已經不是滿足于有學上，而是要上好大學。尤其在就業壓力加劇的情況下，人們希望上的大學仍然是數量極有限的那些學校，尤其是那40多所“985”高校和100多所“211”高校。其中大多數是直屬中央、由全國納稅人供養的“國立大學”。這些大學不僅數量少，招生人數太有限，而且在全國分布極不均衡。眾多名牌大學集中在京滬等發達地區，有的地區卻連一所985高校都沒有。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嚴重供不應求，是高考壓力加劇、素質教育難以推行的根本原因。

    當然，如果國立大學對各地考生平等錄取、公平招生，那么經濟相對落后、教育資源稀缺地區的考生還有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機會。然而，這些學校在高考招生中存在明顯的地域歧視。同樣一所大學在錄取本地學生和外地學生的時候執行了截然不同的標準。我們對這個問題研究了兩年，并出版了《大學招生與憲法平等》。根據2011年的錄取數據，每萬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為1.27，北京為52.5，北京學生考上北大的幾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

    有人說，高考招生沒法一碗水端平，少數民族等教育欠發達地區需要得到照顧。這當然不錯，發達國家也有照顧少數族群的“糾偏行動”。問題在于，現在的招生制度首先照顧的恰恰是不該照顧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基礎教育資源已經很豐厚的發達省市。雖然西藏、新疆等地區確實受到照顧，但是像安徽、河南、貴州、廣西等大部分欠發達地區的考生卻受到嚴重歧視。這樣的“照顧”顯然是不公平的。

    更有甚者，以前的高考全國用的是一份卷子，現在則是半數省市考自己的試卷，全國考試失去了統一的衡量標準，似乎中國比美國還強調“地方差異”。美國的SAT就是全國統考，全美乃至其它國家的大學都將SAT成績作為錄取學生的重要參考。雖然美國高校在錄取學生的時候會參照教授推薦力度、社會活動能力等其它因素，但絕對不會把地域作為考慮因素。大學招生的目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學生戶籍地顯然是風馬牛不相干的無關因素。

    因此，招生考試改革必須先從摒除地域歧視開始。對全國各地考生，必須實行統一考試并原則上實行平等錄取。考試方式和內容可以改革，但是考試和評分必須保持全國統一。只有這樣，才能為大學錄取各地考生提供客觀標準。少數名牌大學可以在統一高考之后，再進行一次自主招生考試進一步篩選，但是試卷和標準也必須對不同地區的考生保持統一。對于少數族群聚集地等欠發達地區，大學可以按其全國平均錄取比例和當地考生數量，實行同比例錄取。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合理的糾偏行動。